作者：李玉尚
明清时期江南耕牛数量变化问题，以陈恒力和王达的研究最有代表性。他们认为，这一时期由于铁搭普遍运用而使耕牛逐渐减少；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由于人口剧减和外来移民的影响，犁耕再次得到普及。此后讨论的焦点之一是铁搭代替犁耕（江东犁）的原因是技术进步还是人口压力。李伯重的研究特别指出，明代中期，江南农民将江东犁和铁搭结合起来使用；这意味着虽然铁搭得以普遍使用，但仍有一定数量的耕牛存在。
笔者最近对嘉湖地区的研究表明，从明初至1950年代，桑地耕牛的少见，以及水田水牛较为广泛的使用，构成嘉湖地区耕牛分布景观。太平天国战后移民带来的牛耕，虽然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的耕牛状况。明清时期湖州和嘉兴西部以植桑为主，苏州、太仓和松江则有很大面积田地用于种稻和植棉，本文通过研究苏州府、松江府和太仓州耕牛数量的时间和空间分布，来进一步揭示江南耕牛时空分布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一、苏州府：耕牛多见
对于明末苏州地区牛耕问题，宋应星这样记载：“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借牛力。”铁搭代替了耕牛。道光年间，吴县人潘曾沂在《潘丰豫庄本书》中记载吴县：“春耕田，惊蛰前，一铁搭，值万钱”。虽然从明末到清中叶，铁搭垦田在苏州广泛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耕牛数量异常之少，据1949年统计，吴县全县有耕牛23241头，其中水牛15639头，黄牛7602头。正是由于耕牛较多，故民国年间，“灌溉以牛车为主，还有人力脚踏水车和少量风车。”苏州市郊也是这种情况：“曾饲养水牛和少数黄牛，除部分食用外，均为农田耕作。解放前至50年代，耕牛拥有量4000头左右。”
一县之内耕牛情况有所不同，1954年吴县各区农业户口、耕地面积和牛耕情况如表1所示。
关于人口、耕地面积和耕牛数量之间的关系，唯亭区斜塘镇老农有这样的经验认识：“三亩田踏车种田，五亩田要靠水车种田，七八亩田要黄牛种田，十亩田要用农船，十亩田以上靠水牛。”以这样的标准衡量，吴县各区耕牛都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各户之间由于土地数量迥然不同，造成“耕牛在解放前都是私人饲养，一般只有地主、富农或中农才拥有。”表现在排灌上，“建国前，富裕户以牛车排灌为主，兼以顺风车。贫困户以牵车、踏车排灌为主，低田甚至用秧水桶排水。”
除此之外，多种经营也造成了各区耕牛差异。其实，早在道光年间，潘曾沂在《丰豫庄本书·佐治私议六条》中就指出了这一点：
民之惰农自安，莫甚于今日矣，不乐耕种而事兼逐末，为厌农之勤苦而喜末之闲散也。”
民国和1950年代也是这种情况。浒关区位于京杭运河两岸，商业和副业发达，农民“对农业生产不重视”，所以少牛。1954年陆墓（今锦溪）区新泾乡三庄村有七个自然村组成，土改前四个自然村（共74户）并没有耕牛，其余三个村户数分别是19、13、12，拥有耕牛依次有1、1.5和8.5头。以上合计户均耕牛仅0.09头。陆墓区也是副业较多的区，“因本区副业较多，如新泾乡农民外出换糖，占上乡农民做硬襯。他们因忙于副业，影响了农业生产”，耕牛占有情况和浒关区相似。在苏州城区周边的区中，枫桥区是最特别的，虽然每户占有牛0.17头，但1954年“牛力已够用”。一头水牛平均耕地30~50亩，枫桥区每头牛平均承担45亩土地，即使仅以水稻田计算，也要负担38亩，考虑到幼牛、老牛和病牛的比例，恐怕牛力还是缺乏的。可能的解释在于这一地区由于靠近苏州城区，许多户并不靠农业为生。阳城、惟亭和甪直和昆山接壤，户均耕牛数高，牛力也不匮乏。故在吴县，户均耕牛数较少的现象只发生部分商业和副业发达的有限地区。人多地少并不意味着耕牛较少，仍然会有一部分人口从事农业，对于他们来说，耕牛是不可或缺的。
和吴县一样，吴江也是一个地势低洼县份，水田排水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工作，弘治《吴江志》卷六《风俗·土产》记载：
吴地平夷，尽为田，畧无旷土。然滨江傍湖，最为低洼，凡春夏之交，梅雨连绵，外涨泛溢，淹没随之。农家结集车戽，号为大棚车，人无老幼，远近毕集牲口，击鼓鸣柝，以限作息，至有累日连月、朝车莫涨而不得暂休者。
弘治年间使用耕牛戽水。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卷三十八《生业》记载：“邑内多以人耕者，亦有以牛耕者”；人耕使用器具，“差少，惟用钁以起土（俗名铁鎝）”。虽有牛耕，但铁搭使用更广。该志又记载：“所以御水旱者，曰车，亦或用人或用牛”，这条记载下又注明：“邑东北境家率种田，百亩用牛戽水。”可见耕牛数量与种植水稻有密切关系。这里的“百亩”指的是圩，超过一百亩的圩就需要用牛。与吴江毗邻的震泽，情况类似，乾隆《震泽县志》卷二五《生业》记载：“邑内多以人耕，亦间有牛耕者。”
和太平天国战争前相比，战后吴江县人耕和牛耕的情况并未发生变化。以土改前城厢区浦西乡为例，该乡共773户，有牛319头，41.27%的户有耕牛，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与占有土地数量相适应，地主、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中农的户数和人口占全部户口数的42.17%和52.56%，耕牛数却占92.32%，其他农具也占绝大部分。缺牛的贫农和雇农在田地不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人力完成；如果田地数量达到七八亩以上，则可以租牛使用。从浦西乡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牛耕与人耕并存的事实。零星的村庄调查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开弦弓村在江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大村庄，水稻和蚕丝业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这里“农田较小，每户的土地又是如此分散，以致于不能使用畜力，农民只用一种叫做‘铁鎝’的工具。”从人口规模上看，城厢区浦西乡龚卜村则是江南较典型的村庄，1951年调查，该村地主、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中农有26户，贫农2户，没有雇农，共有牛30头，牛车26.5具，船只35条，是一个以牛力为主的村庄。
昆山一个人少田多，且田多地少的地区，1957年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7.5亩土地。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一《风俗》指出：“邑境多水少陆，其土黑埴而宜稻”，因地势低洼，全县田地面积的96%以上为水田，也正是由于此，“解放前至60年代，所有犁、耙、灌溉均离不开耕牛”。民国年间，牛车在“稻区曾广泛使用，数量仅次于人车。”1959年，全县耕牛总数为22924头，其中水牛17826头，黄牛5078头。耕地面积1002649亩，平均每头耕牛负担耕地44亩，这是一个畜力较为丰富的地区。
和吴县、吴江一样，耕牛数量在昆山各阶层中差别甚大。土改后，昆山贫农每四户平均一头牛，中农三户两头，富农则每户一头多。按照耕种亩数计算，贫农每头牛负担63亩，中农26亩，富农28亩。在这种牛力情况，“水车普遍并不缺乏，在中富农方面都用牛车风车，贫农则用手牵车踏车。”
不仅如此，县内各区域耕牛情况也有差别。1959年，昆山西南一带的陈墓（锦溪）、周庄、南港等乡约有15万亩土地，3000多头耕牛，平均每牛负担耕地50亩以上。由于黄牛占总头数的12%，14岁以上的老牛占18.7%，故“每逢春耕、秋种的农忙季节，尤感牛力缺乏。”而在县中部和东部的茜墩（千灯）、菉葭（陆家镇）和环城一带，有耕地85万多亩，耕牛19000多头，平均每头牛负担44.7亩。菉葭和茜墩地区的牛数更多，平均每牛负担41亩和43.5亩左右。环城一带负担约45亩以上，但由于保养较好（尤其是周市一带），畜力尚够应付。这些地区的个别乡、社，甚至还可调出部分牛力支援其他地区。这种差异与不同地貌有关，县境阳澄湖以东、娄江以北地区位于县境北部，在地貌上属低洼圩田；娄江、吴淞江以南、双洋潭地区位于中部，属半高田地区；双潭洋以南地区则属于湖荡地区。耕牛在低洼圩田和半高田地区较湖荡地区为多，这显然与这些地区主要种植水稻有关。
康熙《常熟县志》卷九《风俗》记载：“耕者必以牛，字惜甚勤。岁尽，有牛宫。”耕牛在当地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农民对它十分照顾。康熙志并未记载铁搭的情况，从邻县江阴的记载可推知该县的情况。明代中后期，“今无牛犁者以刀耕（其制如锄而四齿，谓之铁搭），灌田以水车……有不用人而以牛运者，视水车力倍省。”铁搭只在那些无牛的农户中使用，牛仍用于耕地和戽水。到了清代中叶，“如农田各器、耕牛、豚豕等畜，春夏间某乡某镇俱有集期，有古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风焉。”形成了专门的牛市场。
太平天国战后常熟耕牛情况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民国期间，农村以水牛为主，多分布于稻区，棉区仅有少量黄牛。1952年统计，有牛13727头，其中水牛11022头，黄牛2344头。这一年常熟总户数为177130，有耕牛户的比例为7.75%，这是一个很低的比例。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常熟土地占有情况较苏南其他地区更为集中，如大义、横泾、白茆、唐市、治塘等粮区和东张等棉区，地主占有耕地的比例高达80%左右，这意味着这些地区有比其他地区更多的贫雇农。二是邻近城区地方，人均耕地较少，主要从事副业。城区东北的兴隆镇，“田少劳多，历史上很少养牛，个别富裕人家偶有饲养”。古苏区是稻麦产区，1954年人均耕地2.09亩，有耕牛的户占9.51%。该区因靠近城郊，副业生产较多，如靠近常熟市区的农民“重副业，轻农业。”常熟耕牛少的第三个原因，是不同耕作区里耕牛使用情况迥然不同。1943年10月1日至1944年9月底调查常熟耕牛，一至九区共有水牛16341头，黄牛2803头，乳牛7头。水牛总数为16341头，比1952年高出许多；水牛和黄牛的比例和1952年相似，这说明当时所做的调查是较完备的。各区之间耕牛数量差别很大，第四区和第八区的耕牛尤其多，调查者指出第四区的水牛和黄牛都是“用以种田”，而其他区水牛和黄牛都很少。这种差别主要是因种植作物不同造成的。
1950年代的情况与1940年代相同。支塘区是一个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区域，1957年水稻面积148900亩，耕牛3060头，平均每头耕牛负担43.6亩。虽然在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中，畜力显得不足，但从耕牛负担的田亩数来看，和昆山北部诸区乡情况相似。支塘区还有棉田44493亩，但全是人力耕种。南丰区是一个以稻棉轮作为主的地区，1954年全区共有耕地123934亩，内中稻棉轮种田9万亩，占72.62%。同年该区有耕牛663头，农业户16895，有牛户只占3.92%。稻区耕牛多，稻棉轮作区的耕牛甚少，棉区则几乎不用耕牛。
二、太仓与松江：沿江沿海有别
嘉定的耕作区和常熟相同，可分为三种类型：县境西部因地势低洼，以种水稻为主；南部靠近上海市区，种植蔬菜；东部地区地势高，是粮棉夹种区。县境稻区多畜水牛，以利犁地和戽水；棉区因土地易耕，多畜黄牛。1949~1958年，耕牛年均存栏量8770头，其中黄牛占51.2%，水牛占48.8%，黄牛多于水牛。外冈区杨甸乡以水稻种植为主，1950年，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户均拥有耕牛数分别为0.14、0.71、1.45和0.44头，雇工和其他人群没有耕牛。可见各阶层中中农和富农耕牛数量最多；地主占有耕牛少，可能与居城有关。各阶层合计有耕牛的户占42.5%，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娄塘区是一个棉区兼其他经济作物区，农民富裕。1952年11月统计，全区大中耕牛有1102只，平均每头牛耕地76.5亩，可见耕牛数量较少。新塘也是这种情况。土改时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户均耕牛分别是0.054、0.172、0.846和0.826头，可见无论是地主，还是富农与中农，所拥有的耕牛数都比较少，故土改中并没有分地主的耕牛与水车。在水牛和黄牛的比例中，黄牛数量是水牛的两倍，可见棉区耕牛以黄牛为主。娄塘区的情况还可从马陆区得到进一步的证明。1954年马陆区耕地面积87387亩，其中棉田41435亩，水稻田26359亩，是一个以棉花种植为主的地区，这里的农民“习惯在每年种稻时开始租牛，而自己不买牛，因此本区的耕牛是缺少的。”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记载：“木棉花，诸县皆有之，而嘉定、常熟为盛。”万历年间，苏州知府朱文科指出该县棉田面积占全部田地的90%。棉田在全部耕地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是造成嘉定全县耕牛少和黄牛居多的主要原因。
明代末年，松江府的耕作，用牛颇为广泛，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风俗》记载：
牛犁之后，复以刀耕，制如锄，而四齿俗呼为铁搭，每人日可一亩，率十人当一牛。灌水以水车，即古桔橰之制，……高乡之车曰水龙，有不用人而以牛运者，曰牛车，亦有并牛不用而以风运者，然不常用。
明代末年，铁搭已经使用，但其使用是在“牛犁”之后。这是因为犁耕翻地不深，产生“犁脊”，以铁搭弥补缺憾。除耕地之外，戽水也用牛车。到了嘉庆年间，情况并未有大的变化，“上农多以牛耕，无牛犁者以刀耕。灌田以水车，有不用人而以牛运者，有并牛不用而以风运者”。
上海县的情况与《松江府志》的记载相同。在七宝镇（闵行），“稻田用以灌田者水车。上农多以牛，牛曰牛车；贫者藉两足之力曰踏车，具劳苦。视有牛者倍之。”法华乡毗邻公共租界，“田多高壤，宜种木棉，以牛耕者曰驶田，以铁耕者曰坌地”。铁耕即用铁搭耕种。牛耕和铁搭耕的田地有不同的名称，说明牛力和人力耕种的田地各有一定的数量。在上海市龙华区，1950年统计农民自养自用牛中黄牛265头，水牛614头；专供出租牛中有黄牛29头，水牛73头。正是因为龙华水稻种植较多，故水牛是黄牛的2.3倍。出租牛在全部牛中占10.4%，这说明某些地区尽管无牛，但未必不使用牛耕。
松江是一个以水稻为主的县，故耕牛数量极多。土改时泗泾区新农乡和城东乡五龙乡各阶层占用耕畜情况如表2所示。
从牛的品种上看，两个乡的黄牛数量都远远多于水牛。从牛在各阶级的分布情况看，中农、富农占有耕牛最多；贫农也占有一定数量的耕牛，由此可知耕牛在当地的普及程度。地主占有耕牛较少，这是因为地主“绝大多数住在城镇，其中不少除依赖地租剥削外，并兼营工商业，或兼做其他职业。”两乡有耕牛户数的比例分别为64.3%和56.8%，耕牛是相当普及的。
从青浦周边的县份及青浦的种植结构看，该县耕牛数量不应是少数。土改时零星的调查也证明了此点。城厢区塘东乡枫溇村的94户农民中，土改前有耕牛28头，有耕牛户的比例为29.79%。
松江府沿江沿海的县份以种植棉花为主。和嘉定、常熟相同，宝山县的耕牛数量也很少。1950年土改时，城厢区城西乡共有802户，但只有水牛22.4头，小牛5.5头，没有黄牛。该区杨南乡有668户，只有水牛5头，小牛3头，也没有黄牛。
与宝山隔江相望的崇明县，“四面环江，河流中多潮潮相应，水源丰富，天然条件造成有利于农业生产，尤其是较其他苏北水田地区所不同。”丰沛的水源省去戽水之烦，故“水田地区生产工具亦同样是简单轻便，除此旱田地区都一部小水车”，根本不需要牛来戽水。除此之外，“在生产方式上亦很简单，耕了一遍即就蒔税。”在这种情况下，崇明形成与其他水田不同的特点：“群众不养耕牛，全村现在（1950年）仅有一条小牛，还是一个荣军退伍后养的，耕稻田时靠外地租来应用。”这种“粗糙”农业方式的形成除了地理环境因素外，还与崇明的副业、商业发达有关，1950年代的一份调查报告说：
过去副业生产甚为发达，妇女以纺纱织布为家庭手工业为主，除自给穿衣外，尚外销他地。男的经返于上海等地从事贩东西及做苦工。……据群众估计，过去做小生意的很多，只要有利可图之时，大部均从事各种贩卖关系的，甚至女人亦不少。
在1951年土改统计中，全县共有地主2452户，但只没收水车179部，小车294.5部，牛77头，当地的牛和可供分配的农具实在太少了。不仅崇明岛如此，其南部的横沙岛也是这种情况。在1950年土改统计中，横沙岛上的丰乐乡共930户，但仅有水牛48头，黄牛1头，小牛2头，水车23部，小风车一部，真不像是一个农业社会。
常熟、嘉定和宝山县棉区的耕牛并不多，但同样是棉花种植较多的川沙情况却迥然不同。土改时川沙县烟墩乡和皊楼乡各阶层耕牛和水车情况如表3所示。
烟墩乡黄牛数量远远多于水牛，皊楼乡甚至没有水牛。这些地方宜养黄牛。从各阶层的耕牛数量来看，还是较多的，两乡有牛户分别占24.32%和42.21%。
同样是棉区，何以川沙形成与宝山、常熟迥然不同的现象？南汇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光绪五年《南汇县志》卷二十《风俗》记载：
昔种稻者曰水田，种棉花黄豆者曰旱田，今岁稻、来岁花豆者曰翻田。翻田必以牛犁，余则或以牛，或以人。人日耕一亩，率十人当一牛。水田用车戽水，近浦通潮易为力，其潮汐所不及者岸峻，水车陡立，非五六人不能运，夏日男女赤汗交流，邪许之声相闻。
南汇县的土地按照种植作物的不同，分为水田、旱田和翻田。“翻”是农书上牛犁的专用名称。所谓“翻田”，即“棉七稻三”，两年植棉之后，一年种稻，这样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和杀虫。翻田一定要用牛犁，而水田和旱田“或以牛，或以人”。至于戽水，则或用人力，或用牛力。清代的这种种植结构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1951年南汇全县耕地总面积为764024.98亩，其中水旱田（棉稻轮作田）733560.06亩，旱地30383.57亩，水田81.25亩。由于“翻田”必以牛耕，故南汇县牛数很多。1951年统计有黄牛22453头，水牛302头，平均每头牛负担33.58亩。土改时一些乡的调查也可证明这一点。如在周浦区澧西、横西和秀康乡214户地主、富农登记中，有黄牛、水牛的户分别为136和3，水牛和黄牛都没有的有94户。
奉贤同样如此。该县除沿海一带农民兼晒盐和捕鱼外，大部份农民从事农业。农业畜力和主要农具占有情况，在1950年并没有全面的调查，但这一年砂碛乡一个村的调查值得注意。该村有1户地主，拥有耕牛和水车各1部；富农3户，牛和水车各4部；中农31户，牛和水车的数量分别是29和31；贫民有25户，有9头牛和12部水车。全村合计有牛43头，有牛户占71.67%。可见，以吴淞口为界，沿江棉区和沿海棉区在耕牛数量上形成完全相反的现象。
三、结论
明清至土改时期，稻田区由于犁地和戽水的需要，耕牛一直广泛存在。棉区耕牛以吴淞口为界，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区域：沿江一带耕牛甚少使用，而沿海一带耕牛则广泛使用。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沿海修筑海塘，造成支流水系众多，从而造成不同于沿江的耕作制度。总之，桑地耕牛的少见、水田水牛较广泛使用、沿江棉地黄牛较少和沿海棉地黄牛较多分别构成太湖流域南部、北部和东部地区耕牛分布景观。从时间上看，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和之后，无论是嘉、湖地区，还是苏、松、太地区，耕牛数量的上述地理分布状况都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说明地理环境一直在起着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