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思 明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210095）
【摘 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也是世界遗产体系中新近单列出来的一类文化遗产。论文在梳理了农业文化遗产概念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明确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定义，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认为它是一个五位一体的系统，根据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将农业遗产划分为农业种质资源、农业生产技术等10个大类。农业文化遗产复合性和交叉性的特征决定了它主要支撑学科和研究方法具有多元化和交叉性的特点。
【关键词】农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学；文化遗产保护；农业历史
一、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
传统经济的主体是农业经济，传统社会的主要载体是乡村社会，因此，传统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 当传统农业仍然以一种主流生产方式普遍存在时，它是一种“正在进行时”，它一直在传承， 但不会被当作“遗产”受到关注。只是在经济转型或传统农业逐渐为现代农业取代之时， 它的流失与价值才开始为人们重视， 继而有了“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1]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有着上万年农业历史，拥有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留存至今的农业古籍不下2084种。[2] 进入近代后，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加速，国内外开始关注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的抢救和整理。 1920年金陵大学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农业部合作，创建了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着手编纂《先农集成》，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的农业古籍。1932年又组建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农史研究组，依托这些学术资源，开展中国农业历史的研究工作。1955年，农业部在北京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在中央倡导和农业部的批准下， 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的专门研究机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3] 稍后，西北农学院、北京农学院、华南农学院也陆续成立了农业文化遗产的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第一份农史专门刊物——《农业遗产研究集刊》也是以“农业遗产”命名的。可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关注“农业遗产”的国家，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学科的建制化始于民国时期。
但是， “农业文化遗产”到底所指为何，哪些算得上是“农业文化遗产”呢？所谓“遗产”（heritage），无论中外，最初所指都是先人留下的财富，近代以后逐渐扩展为历史传承的物质与非物质财富的总和， 今天进一步扩展为历经长期积淀，代代相传的生活传统、特征及品质， 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综合体系（Collins Dictionary）。
世界性遗产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中叶，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SCO)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72年公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世界遗产划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及自然与文化混合体三种类型。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将“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1985年11月22日，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有6个项目入选，从而正式开始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序列。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将以前为人们所忽视的民间技艺、经验、表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纳入保护范围，作为与物质文化遗产并列的世界遗产名录。截至2011年11月29日，已有140个国家的232个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包括中国遗产29项。
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又称世界记忆工程或世界档案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一个文献保护项目，其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通过国际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进行抢救，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中国已有8项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些文献遗产既有纸质的,也有非纸的早期甲骨、青铜礼器铭文、石刻、帛书和竹木简册以及照片、录音等,充分展现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多样性及遗产类型的丰富性。
1998年奥地利赛默林铁路、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又延伸出一个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线性文化遗产”类型。2009年，湿地国际联盟设立“湿地遗产”项目，启动将湿地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战略。[4]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启动了一个“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简称GIAHS）。 截至2019年9月，已有21个国家的57个农业文化遗产点入列这一名录， 其中中国入列的最多，15个。 受这一计划的影响， 中国农业部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重要农业遗产”（National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简称NIAHS）保护计划，迄今已评选4批，计有91个项目入选。
可见，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新兴的事业， 其概念与内涵一直在不断深化和扩展。从单体历史、科学和艺术意义上文化遗留物，扩展到相互联系的文化遗产群体；从仅仅建立在实物基础上的文化遗产，扩展到与大自然之间紧密联系的文化遗产；从普通环境下的文化遗产，扩展到特定环境下的文化遗产；从固态文化遗产扩展到活态文化遗产；从有形的文化遗产，扩展到无形的文化遗产。
因为农业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要形态，因此很长时间中世界文化遗产序列并无单独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只是进入21世纪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GIAHS）以后，它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那么，联合国粮农组织是怎样界定“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GIAHS）的呢？ “GIAHS is remarkable land use systems and landscapes which are rich in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logical diversity evolving from the co-adapta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its environment and its needs and aspir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5] 可见， GIAHS侧重活态的农业生产系统，关注其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这与FAO的职能定位是一致的， 这也是GIAHS的意义所在：唤起人们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FAO的定义是一个项目遴选的标准，而非农业文化遗产的完整概念， 许多静态的、产前、产后的农业文化遗产，非生产性农业文化遗产不在其关注之列。例如，中国重要农业古籍《齐民要术》《王祯农书》等； 农产品利用与加工环节农业遗产；河姆渡、良渚等重要农业遗址，等等。河姆渡遗址等虽然早已失去了农业生产功能，但其文化遗产价值今天广泛受到社会的关注，每年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参观，成为人们了解中华农业文明的重要窗口，当然是应当珍视的农业文化遗产。不能因为它不再具有生产功能就断定它不是农业文化遗产。
农业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而是一个行业，一种生产方式，甚至长期占居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 农业生产系统的复合性与交叉性自然会反映到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和文化遗产体系的构成。因此，在多种其他类型文化遗产中发现其身影自然就不足为怪。例如目前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农业有关的国外文化遗产项目就有：墨西哥瓦哈卡古城和阿尔万山考古遗迹（1987）、菲律宾安第斯山脉上的稻米梯田（1995）、荷兰金德代客-埃尔斯豪特的风车系统（1997）、荷兰比姆斯特尔迂田（1999）、法国圣艾米利昂葡萄园（1999）、古巴维纳勒斯山谷（1999）、法国卢瓦尔河谷（2000）、奥地利瓦豪文化景观（2000）、瑞典奥兰南部农业景观（2000）、古巴咖啡种植园考古景观（2000）、葡萄牙阿尔托杜劳葡萄酒地区（2001）、匈牙利托考伊葡萄酒产区历史文化景观（2002）、德国莱茵河上游中部河谷（2002）、葡萄牙皮克岛酒庄文化景观（2004）、墨西哥龙舌兰景观及古代龙舌兰产业设施（2006）、阿曼阿夫拉季灌溉系统（2006）等。[6] 而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农业有关的国内文化遗产项目有5个：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安徽，2000）、都江堰—青城山（四川，2000）、开平碉楼与古村落（广东，2007）、福建土楼（福建，2008）、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云南，2013）。此外，还有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2009）、贵州侗族大歌（2009）、朝鲜族农乐舞（2009）等。这些文化遗产本质上是以农耕文化为特征，虽然它们被分别列入不同的遗产名录，并不能改变其农业遗产的本质。
因为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农业历史研究的重心在古农书的校注和整理研究，成就斐然，致使很多人误以为“农业遗产”就是农业古籍， 农史学界只关注古农书， 无视其他类型的农业文化遗产。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从农史学科的几位主要开拓者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的很清楚。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万国鼎先生[7]就开始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农业遗产，着手《先农集成》的编纂工作。在万先生（1924，1956）眼中，哪些算是农业文化遗产呢？ “祖国农业遗产，一方面固然必须充分掌握古农书和其他书籍上的有关资料（有时还须兼及考古学上的发现），同时必须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流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实践后获得的成就。”[8] 可知，在万先生的观念中，农业遗产既包括古代农业文献、考古发掘材料，也包括农民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谈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代代相传的技术方法，既包含已经消失的农耕文化遗存，也包含活态的农业文化遗产。 而且它不同于单纯的农业历史研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陈恒力先生与其助手王达多次深入杭嘉湖地区，将古农书研究与该农书反映地区的实地调查结合，撰写了专著《补农书研究》。195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至今仍是研究明清农学史、经济史和江南地方史必读的参考书。农业部1958年组织大规模农谚收集工作，将搜集的10万余条农谚整理后编成《中国农谚》三册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1980），说明当时政府和学界对民间口口相传的农业遗产的重视。
北京农学院王毓瑚先生[9]不仅是中国古农书研究的大家， 因其曾经留学德国并长期在农业经济系工作，非常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他认为：“通过整理，我们不但要确定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理论和技术上的各种成就，以及各种发现和发明的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尽量发掘出现在仍然具有现实价值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 不应当是为整理而整理，一意钻到故纸堆中，忘却实际。”[10] 王先生呼吁政府和社会重视农民口口相传的农业经验，并关注其现代价值与传承。 这种思想观念在当时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1958年，农业部就曾组织大规模的农谚收集工作，从收集的10万余条农谚中归并整理为31400余条，编成《中国农谚》上中下三大册，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完备的农谚资料集。农业“八字宪法”就是将农业科技与农民传统经验高度概括而成。[11]
华南农学院梁家勉先生[12]（1981）将农业遗产划分为3个大类，即：文献类（包括谣谚）；实物类（生物与文物）；传统操作类（生产技术），显然，梁先生认识到农业文化遗产既包括有形文化遗产，也包括无形文化遗产；既包括静态农业遗产， 也包括活态农业遗产。
西北农学院农史学科创建者石声汉先生[13]（1958）对农业遗产体系做过最深入系统的思考，撰写了《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一书。 他认为农业遗产既包括理论知识，也包括实践经验，既包括静态遗产，也包括活态经验。因石先生长期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植物学博士，不仅学贯中西，而且有深厚的植物学和农学知识，因此对农业文化遗产构成的划分也最深入而细密。他将农业遗产划分为“具体物质”和“技术方法”两个大类，其下又分为利用自然、驯养动物、栽培植物、农业工具和土地利用等5个子类，每个子类下还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具体内容。
综上所述可见， 农史学界前辈并非仅仅关注农业古籍书等固态和静态文化遗产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口口相传的农业经验等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业出版社吕平先生甚至专门撰文倡议建立“农业考现学”，认为“农业考现”相对于“农业考古”而言，指的是传世文献和考古文物之外的另一种研究思路。在现实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不乏与传统有关的因素和事物，或者是传统的传承，或者是传统的发展，或者是传统的变异，或者是传统的残片；它们有的表现为实物形态，有的表现为习俗、技艺、谣谚、信仰等等。 “考现学”对这些实践经验的提炼和总结，是活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方式。
人类文化演进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有传承，也有创新。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欧洲殖民者虽然屠杀和驱赶了众多美洲印第安人， 但并未丢弃印第安农业， 今天美国农业产值中约一半是源自美洲印第安人的发明。同样，几千年以前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开始了农耕生产， 今天它们仍然是中国土地最为肥沃和农业生产率最高的地区；都江堰建设于2000年前，由于它成都平原成了“天府之国”，直到今天它仍然在发挥其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 可见，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是一种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历久弥新的田园牧场、传承至今的基础设施、丰富多样的种质资源、因地制宜的农业技术、秀美壮丽的农业景观，诸如此类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今天仍然在展现出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可以说，传统农业文化既是食品安全之源，农业创新之基，亦是生态和谐之所和文化传承之乡。
或许正因为如此， 在中国，国家住建部先后启动了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计划和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计划，文化部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计划， 农业部在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计划，水利部在推进水利文化遗产保护计划， 国家林业局在推进林业文化遗产保护计划， 等等。
但这也引发了关于农业文化遗产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些困惑和争议：究竟什么算是农业文化遗产？ 它与其他文化遗产有何区别？在大力推进经济转型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中有无必要保护这些“老旧”、“过时”的东西？ 有必要的话，又如何保护？是继续维持既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是以标本馆、博物馆收存展示的方式保存历史记忆？
事实上， 因所处位置不同、职责任务不同，对于文化遗产的视野和理解也各不相同。 例如国家文物局关注的是珍贵文物， 很多农业生产的东西还上升不到文物的层次；文旅部因职责关系，更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音乐、美术、图书， 当然就包括重要的农业古籍；住建部也关注历史文化名村或传统村落， 但它更重视古民居、古祠堂、古桥、古井等不可移动建筑遗产；水利部关注水利工程遗产；国家林业局关注林业遗产；农业部自然更关注农业文化遗产，但它更侧重农业生产系统的农业遗产。 显然，我们不能依据部门关注点不同来界定农业遗产，而应根据其本质属性来进行界定。 那么，一个完整和科学的农业文化遗产概念应该包括些什么呢？
二、农业文化遗产内涵及学科体系的构建
要明确“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首先要明确“农业”的概念。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 农业卷》的定义，农业是通过培育动植物产品以满足人类多方面需求的基础产业。狭义的农业指的是种植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及绿肥作物的生产）， 而广义的农业则是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乃至农产品加工等副业的一个综合体系。 中国传统农业历来都强调“农桑并举”、“农牧结合”、“耕织结合”，人为地将其相互割裂是有违历史和实际的， 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是一个大农业的概念。[14] 目前的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农学门类一共有9个一级学科，即：作物学、园艺学、农业资源利用、植物保护学、畜牧学、兽医学、林学、水产学、草学。 国家农业部的名称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有时叫“农业部”，有时叫“农林部”，有时叫“农牧渔业部”，现在进一步扩展，改称“农业农村部”。 可见，中国的农学一直都是一个大农学的概念，中国的农业也一直是一个大农业的概念。
不仅农学各分支学科之间不可分割，农业与生态环境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农业不同于工业，只要有资本，有材料，有劳力就可以生产， 农业既是一种经济再生产， 也是一种自然再生产。气候、土壤、水源等自然资源不仅是农业生产依托的环境，也直接会参与到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所谓“夫稼，为之者人，生之者地， 养之者天也。”[15]。 因此，农业系统不仅要考虑人和经济的因素， 还不能不考虑参与其生产过程的自然环境的因素。
那么，完整的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应该是什么?
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历史时期人类农事活动发明创造、积累传承的，具有历史、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综合体系。 这里说的农业是“大农业”的概念，既包括农耕， 也包括畜牧、林业和渔业；既包括农业生产的过程， 也包括经过人工干预的农业生产环境条件、农产品加工及相关民俗民风。[16]
完整的农业文化遗产应该是一个“五位一体”的复合系统。 既包括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农业生产的对象（土地）、农业生产的方式方法（技术）、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政策与制度）及农业生产依托的生态环境。
所谓学科乃针对一定研究对象所形成的相对独立或稳定的知识体系。 如果说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新兴学科或领域，那它应该具有自己的概念和分类体系。因为农业非单一学科分支，而是人类的一类经济活动，包括物质与非物质文明的多种成就，农业文化遗产学科自然具有自然、社会及人文学相互交融的特点，是一门有特定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 其学术资源与研究方法当然也具有多元和交叉的特征。
那么， 农业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 依据上述图表关系， 我们可以将农业文化遗产具体划分为10个大类，既包括有形物质遗产（农业环境与具体实物），也包括无形非物质遗产（技术方法与制度民俗），还包括农业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相互融合的形态。即：
1.农业种质资源
农业生产和农业创新都离不开动植物种质资源。 袁隆平先生进行杂交稻研发，先后利用的水稻品种不下1000种。 中国有着上万年农业历史，不同历史时期，依托不同水土环境驯化和培育了难以计数的农作物和动物品种，清代《授时通考》中记载水稻品种就有3429个，粟品种500多个。目前中国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农业地理标志产品就多达2000多个（2017）。 中国农科院建立了国家种质资源库，收存了作物种质40万余份，其中地方品种资源占60%，稀有、珍稀和野生近缘植物约占10%。被评为“2001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成果获200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些种质已提供育种和生产利用5万份次，3389份得到有效利用，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2.农业生产技术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数千年的农耕实践中，中国农民因地制宜，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农业生产技术，如“用养结合”、“地力常新”的有机农业生产方式；抗旱保墒的砂田及节水耕作的坎儿井生产方式；化水害为水利的葑田、垛田农业模式；稻、鱼、鸭共生复合农业模式；稻猪互养农牧结合模式；桑基鱼塘、果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等等。其中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贵州从江稻—鱼—鸭复合系统、江苏兴化垛田农业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等已经先后被遴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有机农业的传统很早就受到了国际农学界的推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因“西进运动”土壤严重退化，尘暴连连。美国国家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金（Franklin King, 1911）深感疑惑，为什么中国的农田连续耕种了数千年，地力不仅没有减退，反而越种越肥沃， 而美国在西部开发的进程中短短几十年就土壤严重退化。他带领考察团专程来中国调研， 后来撰写了一部《四千年的农民》（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总结了中国传统农业“因地制宜”、“用养结合”的技术方法， 号召美国农民向中国农民学习。
3.农业工具与器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农业生产工具之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早在2000多年以前已经基本成型，中国农民发明了众多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器械，不仅成为保障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支撑，对世界农业文明的发展也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欧洲著名耕犁史权威Paul Leser（1971）就认为近代西欧农业革命的重要技术推力并非得益于古罗马农书，而是源自中国，中国的犁具、耧车、扇车等农业生产器具和技术的传入，有力助推了西欧世纪的农业革命，导致了三圃制农法的废除。B. H. S. von Bath的研究也证明，中国耧车经威尼斯—南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传入英格兰，后经英国农业革命的先驱J. 塔尔改进，成为通行于18世纪欧洲的畜力条播机。
4.农业工程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农业高产稳产的重要物质保障。 中国古代农民历来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古有大禹治水，李冰父子带领农民建设都江堰，近有水利学家李仪祉设计建造“关中八惠”农田灌溉渠系。如今都江堰水利工程已入列世界文化遗产，浙江它山堰、抚河千金陂、内蒙河套灌区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而新疆坎儿井则与万里长城和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
5．农业特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 它既是一种经济再生产，也是一种自然再生产。自然环境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 也直接参与到动植物生产的过程之中。“橘逾淮则枳”说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这种地域性。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区生态环境差异甚大。历史时期， 中国农民因地制宜，培育出了难以数计的地方特色农产品。 截至2018年，中国认定的地理标志产品已超过9800个，其中绝大多数是农产品。这些包含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地理标志产品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承。 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产业兴旺，而产业兴旺的抓手在具有竞争力的特色农产品。自然与人文内涵丰富的农业特产在今天我们推进绿色发展、品牌农业的进程中可望发挥更大的作用。
6．农业聚落
人类自学会种植作物、养殖动物开始， 就逐渐改变了原来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进入村落时代。农业聚落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是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 自然它们也就成了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的地理位置、民族构成及文化传承直接关系到农业的类型和特点。
目前中国已有不少传统村落都被遴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如安徽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福建土楼（龙岩、漳州），等等。 美国CNN(2015)曾经评选出中国最美40景， 其中第一名便是具有近千年历史传承的皖南宏村。中国原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名村保护计划，2012年又启动了传统村落保护计划，截至2019年已经有5批6819个传统村落被列入保护名录。与传统文保单位不同，传统村落今天仍然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场所，它不是凝固、平面的， 而是活态、立体的。 关键是要把握好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关系。
7、农业遗址遗存
如果从甲骨文算起， 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不过3700年。 然而， 中国先民尝试作物种植和动物驯养的历史超过一万年。 因此， 要弄清和理解农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地区分异， 仅仅依赖历史文献是不够的， 必须参考和研究日益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 尤其是农业起源、农业的传播及农耕文明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变迁。 可能大多数遗址今天已经没有了原来的生产和社会功能，但它们作为文化遗产对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农业的发展与变迁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河姆渡和良渚文化遗址都先后入列国家重点文保单位， 良渚文化遗产2019年入列世界文化遗产。
当然，并非所有考古遗址都与农业有关或算得上农业文化遗产，很多考古遗址是综合性的，包含多方面的文化遗存。 农业文化遗产只关注具有显著农业特色或包含重要农业遗存的文化遗产， 如河姆渡、良渚遗址中稻作等农业遗存。这也是为什么江西万年稻作农业系统、内蒙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小米）被联合国粮农组织遴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依据。
8．农业景观
农业生产是人为生存需求与自然界互动的一种经济活动。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他们既顺应自然，也在改变自然。 这种长期互动的结果就形成了不同生态环境下各具特色、精彩纷呈的农业景观。例如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的江西婺源，其江湾景区被国家授牌AAAAA景区，每年油菜花盛开时节，游人如织，成为当地农民重要经济来源。
目前中国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农业景观遗产已有不少，如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广西龙胜梯田、江苏兴化垛田、甘肃迭部扎尕农林牧复合景观，等等。
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对农业和乡村景观遗产的重要性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将农业景观遗产作为一种重要“文化资本”，加强保护工作，陆续出台了“欧洲保护农村风景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Europe’s Rural Landscapes）； “泛欧洲景观和生物多样性策略”（the Pan European Landscape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Strategy）； 联合国也制定了“保护被威胁景观的1940号决议” （the Resolution 1940 on the Conservation of Threatened Landscapes）。 这些农业景观或壮丽，或秀美，或恬静，又兼具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因此成为发展农业旅游和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源，也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 如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美丽乡村，荷兰鲜花农场，以及日本的稻田艺术， 等等。
9．农业文献档案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不同历史时期留存的文献多达12万种，其中仅古代各类农书即有2000多种，是世界留存古农书最多的国家。除了古代农书外，有关农业的历史记载也包括涉及农业的文书、笔记、档案、碑刻，等等。 这些都是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 它们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农业及中华文明历史变迁的重要资源。
为了搜集和保存这些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早在民国时期就着手编纂《先农集成》，上世纪50年代又陆续编纂了《方志农业综合资料》《方志农业物产资料》及《民国农业剪报资料》， 总数超过8000万字。 最近20年，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在先贤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资料的来源和内容，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陆续编撰出版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上、下）、《江苏农业文化遗产调查研究》、《江苏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卷》及《中国传统村落记忆》（30卷， 获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目前已出版江苏、浙江、安徽和湖南4卷）。此外， 在科技部、农业部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支持下也在开展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数据库和方志农业物产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希望这些学术基础工程能够有助于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
10．农业制度与民俗
农业发展仅有土地、劳动和技术是不够的，还涉及到一系列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度安排和文化影响。不同的土地制度决定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农业产品分配的方式， 从而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激励机制；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农业伦理和民风民俗会决定农民的行为方式和互动关系。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实际上就是土地制度的一种变革， 但就是这样一个政策和制度的变化使得中国农业在短短数年的时间中实现了从“缺吃少穿”到“仓容危机”、“卖粮难”的变化。 可见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 除了成文的农业制度外，不成文习惯等民风民俗。，包括与农事活动有关的村规民约、农业节庆、民间艺术、农业信仰， 等等， 对农业和农村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乡愁是一种文化记忆，是凝聚社会共同体的文化共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乡土性和地域性。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已经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云南泼水节、广西斗牛节、遍布中国各地、各民族的丰收节、尝新节、长桌宴等都是独具风情的农业文化资源， 在今天的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发展中皆可望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为农业文化遗产复合性和交叉性的特点，农业遗产的研究在研究资源的获取、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利用方面必然体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历史学、农学、生态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旅游管理学等多学科资源和研究方法都需要学习和借鉴。 也只有这样，农业文化遗产才能展现其全貌，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才能取得实效。
综上所述可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综合体系。由于农业是中国古代主导产业，全国80%以上的人是农民或生活在农村，农业文化涉及到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因为中国传统农业历来是农桑并举、农牧结合、耕织结合的大农业概念，因而农事活动内涵动物与作物生产的各个方面。
农业生产复合性和交叉性特点决定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合性和交叉性， 它与其他文化遗产之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这也决定了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过程中，要有包容的胸怀和开阔的视野， 不能画地为牢，自我约束。农业文化遗产的广布性、复合性、交叉性、分散性以及弱质性特点也决定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必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农民、社会、市场及学术界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应该设定统一目标， 通力合作， 虽多方管理，多元投入，但要分工合作，协调行动，避免重复建设。只有大家齐心协力，久久为功，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才有可能长期健康发展， 为乡村振兴和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王思明，男（1961—），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
原文刊登于《中国农史》2019年第6期。
[1] 王思明：《农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新华文摘》2003年第3期。
[2] 张芳、王思明主编：《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前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3]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时任南京市副市长、南京农学院院长金善宝教授的鼎力支持下于1955年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1957年成立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改由中国农科院和南京农学院共建， 双重领导，人财物归属中国农科院。
[4] 李明、王思明: 《农业文化遗产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5] 见GIAHS官网：http://www.fao.org/giahs/giahs/pt/
[6] 崔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刍议》，《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4期。
[7] 万国鼎（1897-1963）， 江苏武进人，中国农史学科主要开创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学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首任主任。终生致力于农业历史与农业遗产研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史研究室，编辑整理《先农集成》4000余万字，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农史研究刊物《中国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和《农史研究集刊》。代表作有《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国田制史》《中国农学史》、《万国鼎文集》等。
[8] 万国鼎：《祖国丰富的农学遗产》， 见王思明主编：《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9] 王毓瑚 (1907-1980)， 河北高阳人，中国农史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和北京农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代表作有《中国农学书录》、《中国畜牧史料集》等。
[10]王毓瑚：《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载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55年10月第1卷第1期。
[11] 李根蟠：《农史学科发展与“农业遗产”概念的演进》， 《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
[12] 梁家勉（1908-1992）， 广东南海人，中国农史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曾任华南农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创建华南农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代表作有《中国农业科技史稿》（主编）等。
[13] 石声汉（1907-1971）， 湖南湘潭人，中国农史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曾任武汉大学教授、西北农学院教授、古农学研究室主任。代表作有《齐民要术校注》《农政全书校注》《氾胜之书辑释》等15种。
[14] 上世纪80年代农业部组织专家编撰《中国农业科技史稿》时，起初希望以农作物生产为中心来撰写，但研究中发现，种稻养猪、农桑并举、基塘生产，难以分离，最后决定以大农业的概念来进行梳理。该书后来获得农业部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5] 《吕氏春秋-审时》。
[16] 王思明、李明：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什么与如何保护 《中国农史》2012（2）；李明 王思明: 《农业文化遗产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